一位特殊的中國人。
他曾是美國陸軍的一名高射炮士兵。
美國當局因戰時需要,決定培養一批軍人學習世界語言,他選擇了中文,由此與中國結緣。
1947年,他來到中國,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,冒著生命危險掩護被國民黨搜捕的中共人士,為地下組織提供接頭場所,幫助運送藥品到解放區……
他說,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是進步力量的代表,我敬重他們,希望幫他們做一些事。
新中國成立那天,他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台,親歷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,激動萬分,決定永久留下來。
之後,經周恩來總理批准,他如願加入中國國籍,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國籍的外國人。
憑藉著母語優勢,他翻譯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:《新兒女英雄傳》《家》《林海雪原》……其中《水滸傳》英譯本堪稱巔峰之作。
他的名字,叫沙博理。
中國作家協會會員,全國政協委員,中國翻譯界最高榮譽「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」獲得者,「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」獲得者……
他以滿腔熱情,向世界介紹中國,講述新中國發展的歷史巨變。
他這一生,充滿著令人驚嘆的傳奇色彩。
沙博理原名Sidney Shapiro,1915年出生於美國紐約,就讀於聖約翰大學法律系,畢業後成為一名律師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沙博理應徵入伍,服役於美國陸軍部隊。
他表現優異,多次獲得表彰,被派往專門的學校,學習中文和中國的歷史文化。
那個遙遠東方的神秘國度,讓沙博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,他深深為之著迷。
戰爭結束後,他利用退伍津貼,繼續到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,學習中文和歷史。
在耶魯大學,沙博理認識了許多中國同學,熟了之後,他們開玩笑說:「你學的那個中文,到底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?」
1946年,沙博理在耶魯大學學習漢語
說者無心,聽者有意。他意識到,要想學好中文,必須得到中國去。
1947年春,懷著對東方國度的嚮往,為「見識一下真正的中國」,沙博理踏上了這段橫跨半個地球的遙遠旅程。
他的身上只有500美金,買不起大客船的票,就用300美金搭乘了一艘小貨船。
那船很小很慢,從紐約坐到上海,花了整整一個月。
暈船,嘔吐,吐得昏天黑地。
當中國廣播的聲音終於從船艙中響起,他爬起來,興奮地衝上甲板,朝著遠方的黃浦江岸望去。
然而,滿懷期待的心,卻一下子沉入了谷底。
「一個中國男子穿著長袍,沿著江岸飄過,渾身散發著中世紀般的老舊氣味。」
這是沙博理第一眼的中國,帶給他巨大的時代割裂感,也成了糾纏他相當一段時期的黑白色夢魘。
他上了岸,越往城區走,內心越沉重。
周圍的一切,和他想像的完全不同,大上海光鮮的外表下,到處掩藏著貧窮和苦難。
「我在上海親眼看到了國民黨的殘酷,老百姓苦得不得了。
「很多農民打仗的時候流亡到上海來,沒有工作沒有錢,就睡在地上,餓死的、凍死的不計其數。
「每天早上都來一輛大垃圾車,把這些屍體運到郊區燒掉,富人們則極度揮霍享樂……」
他感受到了極大的心理落差,想就此離去,卻又實在不甘心。
靠著手中僅剩的不到200美金,沙博理重操舊業,開了一家律師行,暫時安頓下來。
在耶魯大學同學的介紹下,他認識了改變他一生的人,也是他後來的妻子——鳳子。
鳳子
鳳子比沙博理大兩歲,畢業於復旦大學,主演過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等多部話劇,是上海文藝界的活躍人物,《人世間》雜誌主編。
鳳子的出現,驅散了沙博理腦中那個關於「長袍」的黑白色夢魘,她感情豐沛,憤怒的時候,眼睛裡會冒出火,高興的時候,笑得像個孩子,這讓沙博理感到中國人不再是虛無縹緲,而是同樣的真實豐富。
他跟隨鳳子學習中文,中文水平突飛猛進,並且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國文化。
他給自己取中文名「沙博理」,意即「博學明理」。
剛認識不久的沙博理和鳳子
隨著兩人接觸得日益頻繁,沙博理漸漸發現了鳳子的另外一個身份——中共地下黨員。
「一個年輕的女孩子,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從事這麼危險的工作,很了不起。」
沙博理對鳳子非常敬佩,在鳳子和她朋友們的感召下,也投入到革命工作中。
他主動利用自己美國人的身份為大家提供掩護,律師行成了地下組織接頭的場所,更時常冒著危險,為解放區運送藥品……
這些工作風險很大,但他從來沒有膽怯。
他說:「我在美國參加過反法西斯戰爭,來到中國,看到中國共產黨是先進力量的代表,我敬重他們,希望幫他們做一些事。」
在與鳳子相識一年後,1948年5月,兩人步入了婚姻殿堂。
1948年5月16日,沙博理與鳳子在上海結婚
然而,就在兩人婚後不久,鳳子的地下黨身份暴露,國民黨開始了對她的抓捕。
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抓捕,鳳子帶著沙博理,一路北上來到北平,又輾轉奔赴解放區。
雖然已經非常謹慎,但他們還是受到了嚴格的盤查,沿途兇險重重。
最終,組織上安排的嚮導告訴他們:「算了,別玩命了,你們留在北平吧,我們把解放區給你們送到家門口去。」
幾個月後,北平和平解放。
那天,沙博理蹬著自行車,到西直門迎接解放軍入城。
1949年10月1日,沙博理和鳳子應邀出席開國大典,在觀禮台上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。
直到幾十年後,他對當時那一幕還記得清清楚楚。
1950年「五一」遊行,沙博理和鳳子在天安門觀禮台
「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歷史時刻。毛主席不是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?當時的感覺確實如此,跟舊社會是完全不同的。在舊社會,中國人有自卑感,總覺得低人一等,新中國一成立,就像變了個人,精神上也站起來了。」
那一刻,沙博理雖然不是中國人,但他能感覺到,激情與感動像電流一樣傳遍全身。
他突然下定決心,在中國能比在美國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,他要永久地留下來!
新中國成立後,沙博理被安排在對外文化聯絡局,從事翻譯工作。
他同時精通英語和漢語,以滿腔熱情投入到工作中,翻譯出了大量優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。
巴金的《家》《春蠶》,老舍的《月牙兒》,趙樹理的《李有才板話》,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……一個個中國故事,在他的筆下變成了另一種語言,向著全世界推廣傳播,努力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。
那時,為了進一步提高國家軟實力,中國外文局決定將四大古典名著翻譯為英文出版,其中翻譯《水滸傳》的任務落在了沙博理的肩上。
這是沙博理從事翻譯工作以來,遇到的最大挑戰。
半文言文的中國古典文學,就連很多中國人讀起來都有些吃力,更何況一個美國人?沙博理幾乎相當於重新學習了一門語言。
他細斟慢酌,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《水滸傳》,把原文的意思吃爛嚼透,在肚裡翻滾十遍百遍,「傳其神而不限其形」,前前後後歷時8年,終於完成了這部「中國翻譯史上里程碑式的絕妙譯作」。
回憶當年從事翻譯工作的那段日子,沙博理頗為感慨。
他曾因外籍身份,在「文革」時期被扣上了「裡通外國」的帽子,但正因為《水滸傳》的翻譯工作是一項重要而光榮的任務,才沒有人敢繼續找他的麻煩。
「是宋江救了我。」沙博理說。
憑藉著諸多優秀的翻譯作品,2010年12月,沙博理獲得了中國翻譯界的最高獎項——「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」。
此前,只有季羨林和楊憲益獲得過該獎項。
除了譯作之外,沙博理還著有《我的中國》《中國封建社會的刑法》等多部著作,先後在中國、美國、以色列、新加坡等國出版,引起極大反響。
1963年,經周總理批准,沙博理加入中國國籍。
沙博理的入籍許可證書
他在自傳中激動地寫道:「我感到我對自己的工作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,都增強了責任感。我不再是一個關心的幫忙者,而是成了一個完全的參加者!」
他曾見過舊中國的樣子,如今,又看到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,創造出新中國繁榮富強的奇蹟,而他自己也參與到了這一奇蹟中。
「我一生中第一次感覺到成就感,我不僅僅需要個人的進步,還要成為這個生氣勃勃的社會的一分子,和中國一同進步!」
沙博理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
1983年,沙博理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,並於此後連續六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,成為全國任期最長的「洋委員」。
他始終積極參政議政,經常到全國各地考察,對一些問題提出議案,在98歲高齡之際仍然十分關心政協工作,被稱為「陪伴中國人民走過半個多世紀的真誠朋友」。
2014年10月18日,沙博理在北京家中安詳辭世,享年99歲。
此時,距離他第一次踏上中國這片土地,已然過去了67個年頭。
67年間,革命,翻譯,寫作,研究,考察民生,上交提案……在中國的旅行,他持續了一生,而在這趟旅程中,中國變成了他的家園。
他將畢生精力,都奉獻在了這片大地上,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,與中國人民共度風雨、並肩前行!
正如他在獲得「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」時所說:「中國就是我的家,我的根已深深扎在這裡,我是一個中國人!」